哈哈，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继续唠香港电影

呼唤本土意识 重塑传统类型

电影工业格局的变化及发展

在香港电影工业体制的本土化转型中，无论是“邵氏兄弟”等大型现代化制片企业或是已经有了坚实根基的左派电影企业，以及传统的粤语电影都发生了重大的调整。在产业模式方面，产生于黄金时期且颇具香港特色的现代化大厂流水线体制如日中天，迎来了它最为辉煌的时期。与此同时，更为国际化且务实、灵活的卫星制也粉墨登场，并使香港电影经济突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动作类型的新发展

香港社会的重大转型，以及电影工业的整合与转型都决定了在过渡与转型期，香港电影的创作也要进行适合新一代观众口味与产业模式变化的转型。这种转型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娱乐性的强调，因此这一时期的香港电影比起黄金时期更强调观赏性和商业性，特别是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制作精良，电影语言富有现代感，延续时期和黄金时期那种传承的旧上海电影体的电影语言逐渐被更新。“邵氏兄弟”率先推出的武侠片是最为突出的转型体现。

《独臂刀》成功践行邵逸夫“武侠新世纪”的美学纲领。嘉禾推出的《房山大兄》，让李小龙式的功夫片大放异彩，从此开启了“真”武侠片的新纪年。李小龙的系列电影使香港的拳脚功夫片达到辉煌的顶点。这些影片的影响力不止局限于本土和东南亚地区，其在全球范围内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中国功夫热潮。

其他类型片的本土转型

过渡转型时期，在武侠片进行本土化转型的同时，其他类型如喜剧片，文艺片也在进行着同样的转型，同时还出现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新类型片，如社会纪实片，悬疑片，色情片，科幻片等。无论是传统类型或是新类型的出现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逐渐摆脱传统类型的束缚，不再强调传统电影所倚重的载道意识和深刻内涵，在不减低其社会功能的同时进行突出其娱乐性。

香江影都 再续神话

香港电影工业的巨变

这一时期，在特殊的经济和文化环境下香港电影产业开启了快速发展的模式，制片发行公司大量增加，港产片所占的市场比例迅猛的增长。其产业模式经过不断的调整，形成了经典的院线营销模式，引领香港电影产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制片和发行机构的调整和整合是这一时期香港电影工业结构最为显著的变化。“邵氏兄弟”等大型公司度过 辉煌后快速结业，“嘉禾”以院线制营销模式再次飞跃。左派公司经过重新整合而组建的新的电影公司也焕发活力 ，而更多新兴制片公司迅速崛起。院线营销体制总出基本要素：

• 集中资本的大投入、高产出模式
• 完善的产业配套制度
• 全球化发展要素
• 强强联合的垄断特性
• 院线制营销体制的其他要素

锋芒尽显的“新潮”电影

70年代末，香港电视业的迅速发展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青年电视导演。电视行业竞争减缓，卫星公司求贤若渴的状态。这些主客观条件的成熟，使这拨年轻导演推出了一批新电影。他们锋芒毕露又满怀热性，他们以敏感的触觉新锐的影像和创新的意念，将西方现代电影观念融入其中，结合本土的题材，拍出了一批颇具震撼力且令人耳目一新的影片，为香港电影注入当代都会气息、现代人节奏感和生活质感，。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对扼守传统意识的香港电影创作形态、市场形态和工业形态产生了极大冲击。当时的新闻媒体和评论界将他们称为香港电影的“新浪潮”。作为一种新的电影形态，它成为 香港电影现阶段的转折点，实现了香港电影的本土化。从此香港电影才全面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本土特色影片，进入了它的繁荣时期。

商业类型电影的整合与变异

“新浪潮”退场后，香港电影进入了纯粹的商业类型电影占主导地位的繁荣时期，但文艺类型并未退场，它和商业类型一同构成香港电影的繁荣时期。同时主流商业片也表现出两大商业美学指向：类型出现大规模整合；类型 再次出现变异。商业类型片在“标准化”和“变异化”之间取得平衡，既保持了经典的类型特征，又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获得独特的美学品格，这种平衡使得香港商业电影进一步迈向繁荣，形成了独具商业美学特色的本土电影。

文艺片新景观

在喜剧片和动作片为主流商业电影的繁荣时期，文艺类型也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呈现出新的景观。这些影片包括言情片、伦理片、写实片和历史片等，其主题形式上重现了延续是生气和黄金时期香港电影那种强烈的人文气息和“导人向善”的创作理念。繁荣时期的这种回归并非对传统的搬演，而是一种超越，体现了香港电影发展到高峰时期并实现本土化之后的一种成熟和自信。

体制优越个性 光影现沧桑

香港电影工业的低迷与调整

在香港社会政治经济的外部大环境和影视内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下，香港电影工业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陷入低迷时期。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制片机构、制片数量及其相关产业如电影宣传、广告制作、影院、冲印公司等行业的萎缩；其二是在繁荣时期建立起来的以影院为基础的产销模式几乎全面崩盘。面对低迷态势，特区政府和香港影人也开始了新的调整。香港特区政府的一系列措施为香港电影工业的复苏营造出了良好的大环境。在这种大环境中，香港影人也以积极的心态寻求电影工业的生存与复兴之路。众多的中小型公司更从传统的大厂制，独立制片以及“卫星制”等模式中汲取经验，结合电影工业的发展的最新态势，努力探索适合当下香港电影发展的产业模式。这些特殊的产业模式和以往的传统模式不同，大多数制片公司因个体而异，产业模式各施各法，显示出较强的个性化特征。

商业类型及创作者的个性化特色

金融危机和社会变化造成的低迷，工业层面的发展开始减缓，但美学层面的发展却勃兴。而电影工业的低迷又影响其美学层面发生新的变化。经过严酷的自然选择，那些既有市场意识又有着鲜明个性风格的电影创作者留下来了，而这一时期具有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电影工业体系，又为创作者的个性风格展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创作自由，发行自由的情况下，电影创作者会努力让自己的产品具有辨识度，成为片商的独家专利产品。这种良性互动使香港电影美学发展呈现出了较为突出的个性化特色，亦进一步丰富了其本土化风格 。

文艺片“作者”的个性化特征

风格化时期，香港政体的更迭和经济震荡使电影创作者经受了一次思想的洗礼，敏感的电影艺术家在沧桑的变革中抒发内心的感悟与惆怅。这种心态在文艺片中尤甚，文艺创作者们努力去展现不同的情感，表达独特的思辨，也在探索新奇的形式，使文艺片在美学层面上彰显出了更为明显的个性风格。这一时期香港文艺片中，无论是对草根阶层的人文关注，还是表现滚滚红尘中人世的情缘都能够解读到其独特的叙事结构和视觉形式结构，从而体会到这些影片创作者的“作者”特色。另一方面，在个性美学风格凸现的20世纪90年代之后，较为纯粹的商业类型和文艺类型之间也不再由明显的鸿沟，它们之间互文性使得艺术商业化和商业艺术化的交融趋势更为明显，部分影片显示出了横跨商业与文艺两种类型的特色，亦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形成具有“作者”品格叙事结构和视觉结构。

低迷中延续 融合中发展

2008年，在遭遇金融海啸的全球经济颓势后，香港经济增速渐渐放缓，而内地经济快速发展，使得差距越来越小，香港的经济优势逐渐丧失，从而造成政局也不稳定。 香港经济和政治生态的变化，也导致了香港文化的倾斜。面对强势崛起的内地经济和文化，香港民众的文化优势心理也渐渐消失，反过来，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了文化边缘化的危机。于是香港社会的文化保育心态也越来越严重，对文化边缘化的忧患也与日俱增，而港人对内地文化的排斥也越来越强，对他们认定的具有港式人文理念的自身文化血脉倍加珍惜。之于电影，一方面努力寻求能代表其文化血脉的本土类型片以及抒发本土情怀的文艺片之作；另一方面也走上了刻意与内地的对抗之路。 经济的低迷和文化的焦虑，使得香港电影产业不但没有走出低谷状态，反而继续下行。与香港本土电影弱势相反，香港与内地合拍的影片在美学和产业层面都呈现出了较强的上升态势。产业层面，两地合拍片在内地市场异常活跃。在美学层面，两地合拍电影经过前期“水土不服”阶段的磨合，逐渐走向互融互汇。